参考一下刘邦麾下的“亲近人”樊哙，在刘邦被封汉王前，爵位不过是“贤成君”，职位只是“舍人”，到了“汉兴”之后，才受封“临武侯”，“迁为郎中”，还定三秦时，才“迁郎中骑将”、“迁为将军”。
也就是说，刘邦的“连襟”樊哙，自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就追随刘邦，在亲自上阵砍杀斩首近百，抓俘虏数百，受降卒数千之后，到汉元年三月，历时近三年，才爬到“官不过‘郎中’”。
韩信说，“郎中”是“官”，“执戟”是“位”，而在秦汉“宦皇帝者”或称“郎宦者”之中，确有“执楯”、“执戟”、“武士”、“驺”，执勤的位置在“殿下”，不过，《二年律令》中记录的“汉制”表明，“中郎”高于“郎中”，“郎中”高于“外郎”，“谒者、执楯、执戟、武士、驺比外郎”，也就是说，“郎中”应该高于“执戟”。
这实际上就出现了矛盾，以韩信的表述来看，“郎中”应该是“官”，而“郎宦者”中的“执戟”也是“官”，两个有高低的官阶，不应该形成并列关系，那么，“执戟”应该就不是这个“执戟”，而是“位”的概念。
在秦汉之际，标识“位阶”的核心尺度是“爵”，而“楚爵”有“执圭”、“执帛”为上卿，也有“五大夫”爵为“大夫爵”，基本上与周制的“卿、大夫、士”和秦汉爵制的“分层”对应，则“执戟”或为“楚爵”的“士爵”或“大夫爵”之一。
对于一个身无长物的“游士”而言，在6个月内升迁至有官有爵的“知名者”，并能够“数以策干项羽”，也就是说，已经可以直接向项羽献策的“近臣”身份，项羽对韩信绝对不算“薄待”，要知道，在项羽自立为“西楚霸王”之前，“楚政权”的高官实际上仍由楚怀王的廷臣或项氏宗族长者把持，比如项伯在鸿门宴时为“楚左令尹”，。
真正的转折点在于，项羽自立为王后，整个政治格局并无改观，仍是以“项氏宗族”为主导，日后楚汉战争中的诸多方面将领，仍为项氏族人或者为江东旧人，甚至连英布这样的旁系将领在“封王”后仍会发生反复，都说明，“西楚政权”的军政结构，趋于“小集团化”、“小圈子化”。
在此条件下，也就难怪韩信对刘邦指斥项羽，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
这段话信息量极大，韩信先问刘邦，自认为“勇悍仁强”与项羽比，能比吗？注意这里的用词，是“勇”、“悍”、“仁”、“强”，并不是过往通俗说史中侧重的“勇”，里面还有“仁”，而刘邦竟然在沉默半天之后回答：“不如”。
后面韩信描述项羽的为人，很明显强调的根本不是“勇”，而是“仁”，简单地说，项羽“任属贤将”与否是个主观判断，而项羽对人的“恭敬慈爱”，这个是韩信已知的事实，甚至曾经享受过项羽的“殷殷关怀”，那么，项羽的“仁”的缺陷是什么呢？
简言之，“吝惜爵位”和“以‘亲爱’王”。
过往的通俗说史是喜欢讲“吝惜爵位”等同于“吝惜官爵” 的，因为有汉高祖灭项羽之后问群臣自己何以战胜项羽，见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
这段话不用特别翻译，其实就是刘邦“与天下同利”，项羽“不予人利”，那我们可以看张家山汉简《奏谳书》“新郪信案”中“分利”的细节：
注意，“新郪信案”中的角色是，新郪令信和髳长苍对杀人供认不讳，校长丙、发弩赘纵放杀人犯，也承认犯罪事实，同案犯求盗布已死，舍人余在逃，最终，信、苍、丙、赘四人全部判处弃市，即死刑。
信——新郪县令（秩六百石），苍——髳长（秩一百二十石），丙——校长（秩一百二十石），赘——发弩（秩一百二十石），他们在汉高帝六年审决时，由于汉廷有新政策“赐爵一级”，竟然四个人全部都是“关内侯”，而在杀人时，则都是“大庶长”……
也就是说，西汉初年的“军功爵位”的“滥赏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，在秦始皇时代，“五大夫”还是皇帝身边近臣的“高爵”，“列侯”、“伦侯”还是帝国有数的“顶级权贵”，到了刘邦灭亡项羽之后，已经是一个“县委书记”、“县交通局长”、“县武装部长”、“县公安局长”的普遍“配置”了。
要知道，哪怕是“暴秦”，也一样要尊重战国时代以来的“卿、大夫、士”的血缘贵族传统，项羽的“吝惜爵赏”，本质上是“守规矩”，而“以亲爱王”，本质上是“重感情”，以“诸将为王”，更是“重灭秦战功”，项刘之争，正是“讲规矩”的碰到“不讲规矩”的。
从长治久安的“统治秩序”角度，项羽的选择要比刘邦的选择“高明”得多，因为刘邦“滥封”的至少六十万“军功爵”实际上是之后西汉王朝100年间最大的“统治危机”所在，也就是日后汉景帝、汉武帝动辄屠灭千家、万家的“地方豪强”的“渊薮”。
然而，韩信之流，乃至于萧何、曹参、张耳、英布等人，本质上需要的，恰恰是“不讲规矩”，否则，他们在秦朝也是“士”，甚至混到“贤大夫”的位次里，何必把脑袋绑在腰带上求这场富贵呢？
根本原因还不就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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